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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ote: Written for an online column…
前一阵与同学们吃饭,席间一位香港同学提到《大清留美幼童记》(下称《留美幼童记》),言语间对其颇为赞许,于是便去图书馆将此书借阅。
留美幼童的历史,经近年来诸多纪录片详尽报道,可谓家喻户晓,听说容闵于康州深处的墓地,也因此多有华人踏青。容闵本人赴美的经过,与他之前百余年诸多赴欧华人经历类似,仅为零星的偶然现象(西史可考的首位华人士绅赴欧,乃是康熙初年,曾受英法国君接见,并曾参与整理牛津的汉文藏书),其可贵之处,便是能有心扩大数目,并结交达官,将其制度化,由此引来清华学堂的建立,开创留学美欧的先河。这一点被作者们着重讴歌,虽时有肉麻段落,亦情有可缘,毕竟终究是件嘉业么。
然掩卷之后,感觉却不怎么舒坦,究其缘由,或是作者的笔触不甚合口味罢。在叙述恭亲王、文祥等人与朝中保守派论战时,将倭仁等人的观点有些脸谱化,一律斥之为食古不化的守旧派。这种倾向,在介绍留美幼童的末位督学吴子登时,则更为明显,例如引述其向留学生的《喻示》:
“但要思出洋本意,是令尔等学外国功夫,不是令尔等忘本国规矩。是以功夫要上等学习,规矩要不可变更。若尔等不上等学习,将来考试,岂能争先胜人?若任意将规矩变更,将来到家,如何处群和众?尔等既在外国学馆,功夫有洋师指授,不虑开悟无方。惟到局时候甚少,规矩日久生疏,深恐渐濡莫抛。是以喻示尔等,要将前后思量,立定主意。究竟在外国日少,居中国日长。莫待彼时改变不来,后悔莫及也。”
时至今日,这段话看起来虽稍显迂腐,立意却也可理解。倘若能设身处境,吴子登身为翰林,处于清代科举制度的顶峰,饱读诗书教化,深谙夷夏之辨。在其看来,留美学童耗费公帑,言行举止却愈加异化,由此感到焦虑,乃是再自然不过的了。然作者受容闵影响,将其刻画为留美幼童中止的罪人,却并未解释为何在华的开明派,赴美后却会‘摆开整肃的架势’,上奏裁撤留学事务局。章学诚曾云:“不知古人之世,不可妄论古人文辞也;知其世矣,不知古人之身处,亦不可以遽论其文也。”吴子登之辈于今世,自然是古人情怀,而《留美幼童记》未能报以了解之同情,一味苛责其守旧落后,不免仅能将其当作报告文学闲读,而非信史传世。
问题在于,一篇情感充斥的报告文学,于黎民之影响,远甚于多部立论细致的史学巨作(盖罕有人有耐心翻完厚书也)。如《哥德巴赫猜想》一文,为中科院引来不少诡异自满的推演。故报告文学中暗含的理念,亦应当给予关注与研究。相对于如《狼图腾》中显著的种族主义倾向,《留美幼童记》的基调应算作较为开放积极的罢,不过像上文中提到的,对于保守派过于刻板的描写,以及书末与留美日本学生的比较,均反映出作者们对于历史的部分固有观念,即视之为线性的发展,由落后至现代,以华夏为古旧落后,西化为现代发达,而落后则会挨打。
其实上述观念,自鸦片战争之后,并不怎么稀奇,可上溯至严复选译《天演论》,效孔子删春秋,推崇赫胥黎原文批评的社会达尔文主义,使不知多少当时半瓶醋的青年学生倾心,如周树人、毛润之,和因此更名的胡适等。由之不禁想到凯恩斯的名句:“实干家们,自信可在相当程度上免受任何学理之影响者,往往已沦为某一已故经济学家的思想奴隶。掌权的狂人们,自称可从虚空里听获神音天意者,其狂悖骄妄,则常是从几年前某不入流学者的思想中提炼浓缩而成。”其后三位人士,使上述思绪在华经久不衰。
晚清国力衰微,处处不如人,学习他人之必要显而易见。所关心的是,是否因此有必要将历史断然视为由落后到现代的线性过程?从诸子百家中,是否存在促进科技发展的本土思想,抑或是必须全盘西化?行笔至此,不觉间有点像‘西学为用,中学为体’的立论,不过我国现代化这一命题,或可参考费正清的著作,及柯保安对之的批判。自然,上述问题并无定论,可供诸君清谈许久。不过窃以为无论是四个现代化,或包括第五个现代化,都像在追逐某西方极乐世界,似乎到了那现代化的终端,革命可谓成功,同志毋需努力了,而在此之前,为向友邦显示我们现代化的程度,举办各类盛会,或体育,或展览(展览会与现代化的联系,前人已费无数笔墨),耗费民帑无数,如能在此节约,省去超英赶美的烦恼,恐怕也会是件好事吧。 |